对于国事,他并没有丝毫松懈。
在臣工眼中,陛下依旧是那位威严天成、思虑深远的万历天子。
可近身侍奉的冯安、以及常伴左右的太子朱常澍,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些许不同。
陛下问及日子的频率越来越多,仿佛在无声地计算着时日。
尤其是在每个月的朔望之日。
往日里,陛下更多是沉思国事,如今,却时常会对着窗外萌发新绿的枝桠,或是一阵掠过的春风,发出意味不明的轻叹。
“父皇近来,似乎格外关注节令。”一次从乾清宫出来后,朱常澍私下对太子妃沈婉低语,眉头微蹙:“前日我禀报山东春耕之事,父皇仔细听了,末了却问了一句‘今儿是初几了?’……这不像他往常。”
这个时候的太子,也算真的放飞自我了。
封了两个侧妃不说,还找了七八个侍寝,太子妃也不敢管他,女人多了,他的子嗣也就多了,从万历四十五年到万历四十八年的三年光景中,他又添了三个儿子。
到了四月,这种微妙的异常愈发明显。
山西、陕西的济老院推行顺利,北直隶、山东的也陆续铺开,捷报频传。
朝野称颂陛下仁德之声不绝于耳。
可朱翊钧脸上的笑容却未见增多,反而时常笼着一层淡淡的、挥之不去的沉郁。
他的脾气也变得有些难以捉摸,时而对臣工格外温和,时而又会因一些微末小事流露出不易察觉的烦躁。
五月,榴花似火。
按例,皇室要筹备端午庆典。朱翊钧却以“节俭惜福”为由,下旨将庆典规模减半。
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突然在意起来,太医院院使被召见的次数明显增加,问询的内容从寻常的脉象、饮食,到一些极其细微的感官变化。
御膳房呈上的膳食,他也开始格外留意搭配与禁忌,有些往日爱吃的油腻之物,竟也主动减了分量。
太子、皇后乃至内阁重臣,都隐隐感到不安,却又无从问起。
他们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于陛下年事渐高,精力不济,或是偶感不适。
唯有朱翊钧自己知道,那沉甸甸压在心口的,是什么。
那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回响,是冥冥中一个相同的年份、相同的身份所带来的、近乎谶语般的暗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