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上尉,我奉国王之命前来。”斯坦福汉姆勋爵说道,“佩蒂女士在伦敦访问期间,所有人都要配合她的行动。她要见安德烈·索雷尔,你现在带她去。”
“索雷尔?”海恩斯重复了一遍这个词,“哪个索雷尔?”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,在欧洲能够不加任何说明的“索雷尔”,只有一个。
首席狱警那句“不是他唯一的姓氏”,原来是这个意思。
海恩斯不敢再多问半句话:“请跟我来,佩蒂女士。”
到安德烈的牢房要经过四道铁门,海恩斯走在前面,每到一处都亲自催促狱警开锁,然后侧身站在门边,等佩蒂等人通过。
其他几位大人跟在后面,手里抱着食物、衣服、被褥和书,东西多得不像探望犯人,倒像要替安德烈在监狱里重新安一个家。
来到最后一道铁门前,佩蒂停下脚步,转过头看向众人:“你们都在这里等我。”
海恩斯刚想本能地提醒“会见政治犯必须有看守在场”,但立刻意识到这句话可能会让他丢掉工作,又生生吞了回去。
“这是牢门的钥匙,向左旋转就能打开。”首席狱警威廉·普赖斯反应更快,恭恭敬敬地递上了钥匙。
海恩斯瞪了他一眼,他却当作没看见。
佩蒂接过钥匙,向普赖斯点了点头,轻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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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蒂进入牢房里,安德烈正坐在床边看书。
听到铁门的动静,他放下书、抬起头,愣了一下:“佩蒂阿姨?”
刚才还把典狱长吓得两股战战的佩蒂,话都没有说出口,眼泪已经先涌了出来。
安德烈比她印象里瘦了一大圈,胡子拉渣,衣服也邋里邋遢;脸上虽然没有伤口,但依旧十分憔悴。
佩蒂看着这个孩子出生、长大、牙牙学语,还教过他读书、识字和算数,后来又看着他离开巴黎来到英国。
伦敦人现在把安德烈当作危险的革命者,可在她眼里,他仍然是那个受了委屈以后也不肯向大人诉苦的倔强孩子。
“你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样?”佩蒂擦了擦眼泪,和安德烈拥抱了一下。
“我在信里写过,这里没有报纸说得那么糟。”安德烈仍然试图安慰她。
“所以你就觉得我不会来?”
“我最怕的就是您会来。”
佩蒂拉过他的两只手,看到他手腕上有没有镣铐留下的伤,才放心了些。
“收拾一下,现在跟我走。”佩蒂一边说,一边就开始动手,“外面有汽车把我们送到车站,今天先去多佛,明天就能到巴黎。你母亲在等你,艾丽丝也在等你。伦敦没有人能阻止你回家!”
“佩蒂阿姨,我不能回去。”安德烈轻轻按住了佩蒂的手。
“我不是来问你愿不愿意。”佩蒂有些生气。
“可我不能走。”安德烈的语气很坚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