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他不安的是他身边的人。
他安排人手布置新的潜伏计划,进展缓慢得不像话。
联络点该撤的没撤,电台该转移的没转移,新的人手该安的没安。
他催了几次,下面的人嘴上答应,转头就没有下文了。
最让他不安的是蔡公治。
这个跟了他多年的机要室主任,这几天几乎没有离开过据点。
以前他每天都要出去,联络这个,协调那个,忙得脚不沾地。
现在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,门关着,窗帘拉着,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。
曾先生让人去叫他,他说在整理文件。
再叫人去叫,他说身体不舒服。
第三次叫人去叫,他干脆不出来了。
曾先生坐在办公室里,面前的茶已经凉了,他没有喝。
窗外的法租界还是老样子,街上人来人往,黄包车跑来跑去,梧桐树的叶子快落光了,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。
他看了一会儿,把目光收回来,落在桌上那几份报告上。
报告写得很漂亮,字迹工整,条理清晰,但他知道,里面的内容全是假的。
潜伏点没有布置好,电台没有到位,人手没有落实。
他签了字,让他们去办,他们办了没有,他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,他签出去的字,像石头扔进水里,连个水花都没有。
门被敲了两下。
“进来。”
蔡公治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一封信,没有封口。
他走到桌前,把信放在桌上,退后一步,站在那里,没有说话。
曾先生低头看了一眼,信封上写着“曾先生亲启”四个字,字迹很陌生,不是他认识的人写的。
“谁送来的?”
“毛人凤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