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承宗抚着长须,久久凝视着报上的文字,对同僚叹道:“陛下此举……用心良苦啊。以海公之文立镜,以御制之论正冠。西北一案是刮骨疗毒,此文则是固本培元。往后,吏部考功、都察院监察,乃至我等票拟用人,皆有了更明确的圭臬。”
翰林院的学士、编修们,则从文章本身热议不休:“陛下此文,骈散结合,义理精深,言辞恳切而又不失天威,堪称训诰典范!”
“与海文并列,一为臣纲,一为君范,相得益彰,必传后世!”
“此乃盛世之音,整肃吏治之宣言!”
当然,也有人心中惴惴。
那些平日行事不那么“忠、仁、能、廉、和”的官员,读到某些字句时,不免觉得如坐针毡,仿佛那犀利的文字直指自己。
尤其是“勿谓暗室可欺,天道昭昭;勿谓国法可徇,民心如镜”等语,结合西北案的血腥收场,更让人不寒而栗。
街头巷尾,虽然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,但如此重大的新闻,还是通过口耳相传迅速扩散开来。
“听说没?咱们的老天子在报纸上写文章了!教当官的怎么做清官好官!”
“还跟那个骂皇帝的海青天的文章放一块儿呢!”
“这是要动真格的了!那些贪官污吏的好日子到头喽!”
市井议论,虽不如官场解读深刻,却也直观地反映了民心所向。
仅仅一天时间,《燕京月报》这期特刊这份稍显普通的朝廷官报,变成了震动整个北京城。
朱翊钧用他最擅长的“文章”与“舆论”之道,在暴力清剿之后,高高举起了一面理想与规范的大旗,为接下来的吏治整顿与风气引导,定下了基调,指明了方向……
当然,这也可以说成是事先打了招呼。
接下来在犯错,可就没了理由了。
帝国的中枢,因这两篇跨越时空对话的文章,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躁动之中。
一场自上而下的、关于“如何为官”的大讨论、大整风,已随着这期月报的散发,悄然拉开了序幕……
皇帝陛下的文章刊登了,积极表现的人也开始行动了。
各部院堂官、科道言官、翰林清流,乃至一些地方驻京的提塘官,无不争先恐后,奋笔疾书,就《治安疏》与《忠臣要略》发表看法,陈奏己见,或深入阐发,或热烈拥护,每日送入宫中的奏本,数量激增,几乎淹没了往常的公文流转。
这些奏章,自然不可能全部直达御前。
按照规制,先汇集于内阁。
然而此次奏章内容特殊,皆围绕御制文章,内阁也不敢擅专,多数只是简单分类,便原封不动地转呈东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