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凡写这里时,其实满脑子都是明末乱世的情状。
崇祯年间,天下百姓起初是愿意为国承担辽饷,抵御外寇的;就算家境拮据,也愿意勉力缴纳。
但是后来又增加剿饷和炼饷,三饷叠加,是在田赋正额之外反复加派,竭泽而渔。
而且这还不是一次性征一次,是连年叠增。
百姓财力被搜刮殆尽,不敢公开抱怨官府,但是大量百姓破产,饿殍遍地、家庭破碎、骨肉流离。
朝廷定好了三饷的征收总额,视作必须完成的固定定额,年年要足额上缴,不能少。朝廷认定:这是国家军国所需的“故额”。
户部向下压任务,严责府县官吏必须征齐,完不成就要参劾、降职、治罪。
地方官没有办法,只能逼迫百姓;百姓实在无粮无钱交不上,罪责就归于百姓,视为顽抗拖欠。
这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链条:朝廷压户部→户部压地方官→地方官压榨小民。
上下都拿“军饷定额、国事紧急”作为理由,不去看百姓实际还有没有余力。
百姓田地遭灾、连年加派,无力缴税,只能弃田逃亡。
官府文书、上报的奏疏里面,往往把流民的成因简单归为百姓懒惰、不事本业、不愿耕种,而不肯承认是赋税太重逼得人活不下去。
地方官为了脱责,不会向上禀报是加派过重,只把逃亡百姓定性为游惰无赖。
朝堂之上很多身居高位的士大夫,远在京师,不知民间实情,很多人还真采信这套说辞,全然看不到赋税重压才是问题的根源。
越征饷,百姓越破产,流民越多;流民越多,叛乱越盛,朝廷又需要更多饷银剿贼,于是继续加派,这样就自然而然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大梁因为倭乱,这些年摊派也不少。
只不过老天爷还算帮忙,烈度也没有明末那么恐怖。
所以大面上朝廷还是能支应下去的,但说实话,很多事情已经露出了苗头。
在场的很多人都是官宦子弟,他们的社会生活多多少少能接触到这个话题。
当陈凡用布缕之征这个话题,讲清楚加征、摊派后的恶性循环,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
在他们看来,朝廷加征、摊派,这确实有问题,但还从来没有深入考虑过陈凡所描述的恶性循环,更别提,他们压根不会想到,可以在制义中,将实际的社会问题,切入到考题之中。
可想而知,这种新鲜感和震撼感,真得让在场之人对陈凡佩服的五体投地。
见到众人的反应,陈凡也不继续往下写了,他缓缓搁笔,抬头道:“尔等今日所学,应该懂两件事,若是能学去了,便能有大收获。”
他竖起一根手指:“其一,朱熹集注,是宋儒一家之见,是彼时治国劝学的权衡之道,并非孔孟流传千古的唯一定论。朝廷取其为科考圭臬,是取其规整、统一、便于取士,而非其字字句句皆是万古不易的真理。读书之人,若只会死守旧注、拾人牙慧,被前人说辞框死眼界,便永远读不透经文,更看不透世道。”
“其二,世人皆以为八股是雕琢字句、空谈义理的浮华文字,只会搬弄圣贤旧言,不敢论当世利弊。实则不然,圣贤经书,字字皆是为治世、为生民而立。我让你们重读经典,不是真叫你们死记硬背,而是要你们学会一个道理……”
说罢,他抽出一张新纸来,在上面写道:
“学而不思则罔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