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出御书房,被外面带着花香的风一吹,他才感到后背那阵阵冰凉。
他输了。
不是输在权势上,是输在了道理上。
那篇文章,像一根冰冷的针,刺破了他坚守多年的、看似坚不可摧的外壳,露出了里面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仔细审视过的空洞。
他忽然想起陆怀瑾在卷子末尾,没有署名“举人陆怀瑾”,而是工工整整写着的四个字:临安,陆生。
一股寒意,顺着脊椎爬上来。
数日后,策论场。
贡院的气氛比首场经义更压抑。
经义有标准答案可循,策论却全凭发挥,最是考校真才实学,也最容易暴露短板。
题目发下来时,号舍里响起一片低低的、意味不明的吸气声。
《论朝廷商税之弊》。
不是水利,不是边防,不是吏治,偏偏是“商税”。
大夏朝重农抑商,商贾地位低下,与商人、商税沾边的话题,在朝堂上都属敏感,更别说在抡才大典上堂而皇之地作为考题。
这题出得刁钻,甚至有些不怀好意。
仿佛出题人故意把一块滚烫的烙铁放在你面前,看你敢不敢接,怎么接。
许多举子看到题目,心就凉了半截。
商税之弊?
这该怎么写?
写多了,显得与商贾为伍,有失士人体统;写少了,泛泛而谈“与民争利”,又难以出彩。
更有人联想到最近京城商界风云,云家布行和商会斗得厉害,这题目……莫非另有深意?
公孙策看到题目,眉头紧锁。
他出身官宦世家,对商事了解不多,更鄙夷商贾逐利之行。
他略一思索,便决定从儒家正统出发,痛陈“重本抑末”之必要,批判朝廷“税商过重,实乃与民争利,动摇国本”,主张“轻徭薄赋,藏富于民”,将商税之弊归于朝廷贪婪。
文章写得四平八稳,引经据典,符合他一贯的立场,也必能得到大多数考官的认同。
他写得很快,一气呵成。
写完后,他下意识地,又朝陆怀瑾号舍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隔着木板,什么也看不见。
但他心里莫名有些不安。